左大培：谁最应当到美国去"救市"？

有了全国人大,为什么还要设置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因为我国国大人多，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宜太少。

本文也没有分析实际具体的法律问题，而且也仅限于行政法这一法学中部分领域的讨论。如此，德国一方面将决定什么符合公益、实现公益的权能集中到国家，另一方面也在以个人整体为对象承认基本权利。

[4] 那么，如果将法律上争讼的判断基准和行政诉讼的诉讼要件从主观权利概念中解放出来，就能解决问题吗？但是，仅仅如此，即使在具体案件中没有法律特别规定可提起诉讼(例如，与居民诉讼相关的《地方自治法》第2422条)，也无法解答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这种一直在讨论的问题。[8]如果说法规是划定主体间意志领域的规范，那么这一意义上法规概念采取的前提就是，在适用于作出行政活动的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关系时，国家基本上具有私人同样样态的活动自由吗？法规不问公益的内容(公益是将国家行政活动正当化的目的)，而是可以说从外侧给国家行政活动设定界限的客观法。考虑到武器对等的均衡性，对于在沟通过程中诸多主体主张并实现各种利益的法的可能性，也必须构想为主观权利。伊藤洋一『フランス行政訴訟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71頁以下。以下仅从与德国公权论相对应的视角进行考察，概述法国的学说。

橋本博之『行政訴訟改革』(弘文堂、2001年)35頁以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本文对德国、法国学说的概述，并未深入到讨论的种种脉络之中，而是仅限于取其片段的表皮性概述。新兴科技能够被纳入以尊严为中心的价值评判体现之中。

正是人的独特的价值指引着人们去追寻真善美的生活，去提醒人们在世俗的社会规则之上，还有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问责机制旨在明晰问责主体、问责范围和问责标准，从而规范公权力使用算法决策或辅助决策。从这一基石出发，导出人的主体性地位这一价值目的，要求法律体系维护人的主体性地位，禁止将人作为客体对待。[2]Indrē ?liobaitē, A survey on measuring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in machine learning, arXiv preprint arXiv:1511.00148.2015/10/31. [3]参见於兴中：《算法社会与人的秉性》，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2期。

有学者质疑，所谓的智慧法院和智慧城市是否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其背后渗透着工具主义、实用主义，[37]而很可能忽略了对人的价值的必要省思。[30]参见前注[19]，齐延平文。

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27]人的尊严是每个人的共同体资格的担保，也是共同体的根本法。[53]See Cathy ONeil.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 2016, P.3. [54]参见前注[8]，郑智航、徐昭曦文。[5]2018年4月16日，英国议会下属的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发布长达180页的报告《英国人工智能发展的计划、能力与志向》，其中包括22份口头证据和223份书面证据。

这关系到人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认识人的整体以及人与其他人的关系等问题，进一步而言，还涉及个体与共同体所组建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放眼世界，各国对于算法决策系统的使用是持审慎态度的。（三）算法歧视排斥了人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 算法歧视性后果的发生，从根本上排斥了人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缺乏必要的包容，背离了人的尊严的价值意蕴。[40]John Cheney- Lippold, We Are Data: Algorithms and the Making of Our Digital Selve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02. [41]参见前注[29]，王旭文 [42]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德国交通部部长任命的伦理委员会曾尝试制定算法设计者的伦理法则，核心内容就是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29]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原则不仅是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体系之出发点，同时构成宪法限权规范及宪法整体制度体系的基础性价值原理，进而构成一国整体法律规范体系的基础性价值原理。

法治国是保障人之尊严、实现基本权利最主要的责任人和义务方。[28]正因为人的尊严具有丰富的价值指引，并兼有宪法权利的内涵，所以在实践场景中容易引发争论。

注释: [1]算法社会（Algorithmic Society）是Jack M. Balkin提出的概念。[30]那么，人的尊严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内涵，何以能够为算法技术的应用提供价值指引呢？对此有必要重塑人的尊严的价值内涵。[49]Indrē ?liobaitē, A survey on measuring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in machine learning, arXiv preprint arXiv:1511.00148.2015/10/31. [50]P. Kommers, 1989, The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Dueham/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pp.321.转引自前注[21]，刘志刚文。[9]当算法被描绘成合理、客观的决策工具却隐含着歧视时，受算法决策影响的对象群体将更难以获得权利救济。[23]参见郑玉双：《人的尊严的价值证成与法理构造》，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5期。就人工智能而言，尊严构成了技术实践的制约性伦理要素。

有研究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算法治理方式愈来愈强调算法决策的透明度原则，要求算法决策者和使用者披露算法决策的具体过程，并试图设计一系列事前检测、验证以及事后审查的制度，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这些制度措施尽可能地平衡算法精英与普通个人之间的数字鸿沟，消除技术劣势一方对优势方的依附性，矫正算法自动化决策过程中出现的权利失衡。[1]例如，算法预测模型广泛地应用于个性化定价和推荐、信用评分、工作应聘的简历筛选、警察搜集潜在嫌疑人等诸多领域。

算法预测模型表面上是面向未来的，实质上是面向过去的。五、余论 尽管智能算法展现出了人类的高超能力，但宪法学的根本使命并不在于赞美科技的绝妙之处，而在于指出其对于人的权利的侵犯可能性并加以防范，哪怕这种侵犯只有微小的可能。

（一）将人的尊严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 尊严不只是一个抽象空洞的原则性指引，而应是一个进入法律推理之中并影响公共决策的实质价值。其指出，已有证据表明，训练数据、数据处理、算法设计者的因素都可能导致算法歧视。

人的尊严可以为抵制算法对人性的蚕食提供最高价值指引，并应进入到算法应用的正当性论证之中。第三，人的尊严的价值意蕴在于尊重人的多样性，包容每个个体的独特性，禁止歧视。当自动化决策造成了歧视性后果，如何理性地加以评价并提出可能的解决路径呢？这一系列的疑问并不是杞人忧天的疑虑，因为智能算法已经注入生活，有学者就将当前的社会称为算法社会（Algorithmic Society）。[19]齐延平：《人的尊严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规范》，载《现代法学》2018年第5期。

[44]丁晓东：《算法与歧视：从美国教育平权案看算法伦理与法律解释》，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6期。（一）人的尊严争议背后的价值共识 有学者对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宪法文本作了分析，发现人的尊严入宪的有143个国家。

[4]参见颜厥安：《人之苦难，机器恩典必然看顾安慰：人工智慧、心灵与算法社会》，载《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台北）总第66期（2018年）。[51]这便是国家对算法歧视进行立法规制的有益尝试，随着算法系统的广泛应用，立法规制的条文也将会逐步丰富和完善。

德国学者考玛斯（Donald Kommers）指出：法院和评注学者都把人格尊严归结为客观和主观权利：客观的意义是对国家施加正向责任，去建立对实现人格所必须的条件。行政决策中人类形式上的参与无法掩盖算法作出实质决策的真相。

刘志刚：《人的尊严的宪法意义》，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首先，要强调的应该是形式平等的实施。人之尊严作为公共信念的核心内容进入法律，为整个宪法秩序提供形而上学的基础。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应平等地面向所有人，不应该存在偏见。

算法歧视冲击着宪法中奠定的人的价值。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8期。

同时，数据也在逐步吞噬人类认知的个性，人最终会被自己创造出来的数据统治。该报告将算法的歧视性因素分为两大类，即输入算法的数据资质和算法自身的工作机制。

[42]算法歧视性后果的发生显然已触犯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公权力与算法权力的合谋，公权力运用算法决策应通过审慎的考量并接受必要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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